“联合”形成的阶段模型：国家间战略联合的概念化 | 国政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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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形成的阶段模型：国家间战略联合的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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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Alexander Korolev），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与国际关系高级讲师。

来源：Alexander Korolev, “The stadial model of alignment formation (SMAF): Conceptualising strategic alignments between stat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2024, pp. 609-630.

导读

本文将有关“联盟”（alliance）、“联合”（alignment）、“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和其他合作形式的理论知识系统化，并结合部分实证研究，提出了“联合形成的阶段模型”（Stadial Model of Alignment Formation，简称SMAF）。该模型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能够有效地概念化和操作化国家间的联合现象，并提供衡量与解释这一现象的工具。模型还包括三种平衡形式：权力平衡、威胁平衡和利益平衡，这些平衡贯穿于联合形成的各个阶段。SMAF模型进一步衡量战略联合的相对规模与深度，并为跨案例比较分析提供了支持。

如何定义联盟（alliance）、联合（alignment）和阵线（coalition）？

如何定义、衡量和解释国家间的战略联合？在国际关系的相关文献中，“联合”、“联盟”、“阵线”等术语属于经常被混用，缺乏明确的定义（编译者注：相关的单词有alignment、alliance和coalition等，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些单词词义相近，有细微区别，但是经常被混用。编译者参考刘丰教授的解释，将alignment及其动词align统一翻译为“联合”，将alliance翻译为联盟，将coalition翻译为阵线，详见刘丰：《从联盟体系到盟伴网络：概念厘清与理论适用性探讨》，载《战略决策研究》，2024年第5期，第3-15页）。现有文献对于“联盟”的定义就多达三十几种，并且缺乏客观的分类法。

本文旨在通过构建联合形成的阶段模型（SMAF）来澄清相关讨论，为战略联合提供衡量标准，并用于对比案例研究。该模型整合了有关各种形式的国家间合作的文献，构建了一个客观、全面、经验上可操作的国家间联合模型，并对其指标进行了事前演绎论证。SMAF捕捉了联合形成的各个阶段以及推动联合的动机。因此，它由两个相连的集群组成：第一个集群由联合形成的三个阶段（早期、中期和高级）和相关的七个指标组成，第二个涉及由三种平衡（权力平衡、威胁平衡和利益平衡）衡量的联合动机。本文认为，SMAF框架可以衡量和解释国家间联合的变化和合作程度。

SMAF采用“联合”（alignment）一词，因为“联合”可以包括正式条约下的“联盟”（alliance）或非正式的高水平军事合作，与其他术语相比更强调军事领域的合作，并且“联合”反映的合作不是临时的，而是基于长期战略因素的考量。

“联合”的定义：概念模糊性和实证意义

现有文献中对联盟和联合的定义众说纷纭，存在诸多不同的解释。这些定义普遍将联盟描述为国家之间为实现某些目标而建立的特定关系。然而，它们在联盟的类型和目标上却存在很大差异，联盟的成立是基于某种形式的松散合作，还是通过正式联盟条约巩固的严格承诺？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威胁或更强大的国家，还是为了特定政治目标和利益？除此之外，许多国家间关系被称为“伙伴关系”，并与各类形容词一同出现，包括最流行的含义模糊的“战略伙伴关系”。然而，这些术语很多时候也只是一种外交修辞。学界在评估国家间战略合作时面临困难，尤其是在分析当代中俄关系和美印关系等复杂合作时，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

分析方法

SMAF模型给予若干关于联合的假设展开。

首先，该模型认为联合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紧密的联合，建立有效的联合需要时间。尽管各国可能为应对外部威胁匆忙结为联盟，但这种联盟的有效运作、军事力量的兼容和协作往往会受到影响。联合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必须经过初级和中级阶段，才能进入高级阶段。从这一角度看，联盟（alliance）是联合形成的更高级阶段，而阵线（coalition）不同于联合，是侧重于短期、特定问题的战时合作。因此，联合的某些指标优先于其他指标，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指标可以变得更加制度化或去制度化。例如，菲律宾与美国的同盟在杜特尔特担任总统期间经历了去制度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在90年代初持续加强，但在2000年代中期停滞不前，在2008年后制度化才再次加强。

其次，该模型关注军事合作的实际运作情况，而不仅仅关注正式条约的内容。虽然正式条约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但过于依赖这些内容则容易被误导，从而忽略实际的合作。正式的条约并不意味着合作是有效的，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可以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成为盟友。一些非正式的联合（如美国和英国、美国和以色列）的安全合作水平远远高于一些正式的联盟（如中国与朝鲜、美国与泰国）。另一方面，国家有动机签订模糊的而非条件明确的条约，以免因为不履行条约义务而损失声誉，或者避免激怒潜在的对手。

最后，战略联合的支柱是军事合作。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大多数形式的联合都与涉及安全领域，以及不同程度的军事合作。与此不同的是，非军事领域的问题则是通过其他合作模式来处理。例如，北约成员国致力于实现共同的安全目标，但成员国也通过欧盟、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区域组织来处理其他议题。

联合形成的阶段模型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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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衡量军事合作

如表1所示，SMAF包括七个军事合作指标（纵轴），即初级、中级和高级合作。初级指标先于中级和高级指标。

初级指标：建立信任措施是初级阶段的关键，这需要各国克服初期的高度不信任，解决高度争议的问题。信任程度高的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或丹麦和瑞典，彼此间敌对的可能性极小。而中国和俄罗斯、美国和印度的联合都从建立信任措施开始——中俄需要解决共同边界问题，美印需要克服印度核武器计划的遗留问题。定期磋商机制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提高联合内部的可预测性。一战前夕，俄罗斯对法国的支持充满信心，这主要源于双方军事参谋会谈的经验。此外，各方协商的议题从现有的问题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问题，并且磋商的机构延伸到多个政府单位、乃至地方部门。

中级指标：军事技术合作和军事人员交流增强了各方武器和系统的相互依赖和兼容性，有助于各方的高度协调、共享程序和培训标准化。在更高级的联合中（随着联合的深化），军事技术合作还可能涉及军事技术转让和长期项目合作，短期技术培训向联合军事教育计划过渡。定期军事演习则有助于各方的技术兼容与人员合作，同时，军事演习也可以向其他国家或集团发出信号、警告或保证，军事演习的地理范围从各国邻近的区域发展到远海，有助于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与盟友的战略竞争对手进行同等程度或更高水平的军事技术合作、人员交流或联合军事演习会损害联合。

高级指标：军事指挥一体化为各方联合完成军事任务提供了组织框架，各方的军事力量仍由各自控制，也可以在商定后由一方的指挥官控制或联合控制。部署联合部队/设置联合军事基地是高级阶段的第二个指标，这涉及到敏感的领土主权问题。在他国建立军事基地意味着军事力量可以投射到东道国，并有可能影响其政治局势。尽管盟友实力差距很大，如果较弱的一方如果不愿意合作，也可能使强大的一方难以维持其军事基地。例如2009年美国被迫撤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空军基地、2005年俄罗斯被迫撤出在格鲁吉亚的军事基地。共同防务政策是最高水平的指标，要求各方作出最具约束力的承诺，以完成最艰巨的军事任务。在这一阶段，决策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激励和决心，如果在初级阶段未能实现有效合作，那么共同防务政策的落实将变得极为困难。

（二）联合的激励

如果没有激励，联合就无法经历上述阶段。需要考虑促成联合的因素（横轴）才能理解联合的形成和发展。各国联合是为了整合成更大的权力能力，以改善其安全地位。其中，权力平衡理论认为，各国结成联盟以制衡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各国结成联盟以制衡体系中最具威胁的国家。此外，利益平衡理论认为各国结成联盟以追求共同的利益。

权力平衡：联合的形成是恢复体系中权力平衡的方式。虽然缺乏权力平衡有利于联合形成，但是过度集中的单极权力同样可能成为阻碍联合的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主地位即使是中国和俄罗斯联合起来也难以撼动。因此，系统性的权力不平衡需要“恰到好处”，以确保潜在联合的军事能力必须至少能造成威慑。在运用联合的军事能力恢复，以相对的权力平衡所需的成本中，不可允许的制衡成本对联合的激励较弱，而可允许的制衡成本则激励高级水平的联合。如果联合各方（的GDP）加起来能超过其对手，那么此时制衡成本是可允许的，预计会产生联合。

威胁平衡：共同威胁激励各国的联合。面对共同的敌人，各国更有可能愿意共同战斗。评估外部威胁需要分析联合各方对主要外部威胁的看法是否相同，是否将同一国家视为最具威胁的对手，或威胁类别是否相同。尽管美国和印度都担忧中国崛起和所谓的“中国威胁”，但美国更关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技术进步和在全球秩序上挑战美国的地位；相比之下，印度更关心近在咫尺的地缘政治挑战，例如与中国的边境紧张局势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这使得美印两国难以完全联合以制衡中国。在外部威胁中，远距离的、潜在的威胁对联合激励较弱，而对两个盟友的直接威胁则激励高级水平的联合。

利益平衡：各国通过联合以追求共同利益。维持现状的国家彼此联合，其共同利益在于维持现有秩序、遏制修正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彼此联合，其共同利益在于改变体系带来的好处。维持现状倾向和消极的修正主义对联合激励较弱，而修正主义盟友之间则有可能出现更高水平的联合。

（三）权力平衡、威胁平衡和利益平衡的联系

尽管权力平衡、威胁平衡和利益平衡相互联系，但这三者并非总是一致的。以美印联合为例：从权力平衡的角度看，中国迅速崛起，而印度相对于中国实力较弱，因此美印联合是意料之中的；而从威胁平衡的角度看，两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不同，这妨碍了两国的联合；在利益平衡方面，美印两国的利益分歧巨大，双方在印太战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价值观、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地区安全问题（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和乌克兰）持续存在分歧，削弱了更紧密联合的动机。

在这三种平衡的联系中，权力平衡被视为联合的必要条件，而威胁平衡和利益平衡则是充分条件，即强国可以构成威胁，也可以不构成威胁。单纯的权力差距可能不足以激励联合。

SMAF的局限性、变化和应用

SMAF模型更多地基于现有的理论知识对联合的阶段、指标和解释进行事前演绎论证，而不是基于对特定案例的实证研究，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可以设想在战时联盟中，阵线“启动”了联合，战时的阵线填补了联合的初级阶段，尽管没有文献系统地支持该理论，但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此外，模型没有涉及到盟友之间的等级问题，联合双方可能并不平等。

粗略地应用SMAF模型分析中俄联合和美印联合，可以发现美印联合和中俄联合在一些初级和中级的指标上类似，但是中俄联合开始朝更高级的指标发展；美印联合的激励机制弱于中俄联合，影响了全面联盟的意愿。

在初级阶段，建立信任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这些指标在它们不再需要时可能会小时。对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信仰、意识形态，传统上相互信任的国家来说，建立信任措施的需求较小。还需要指出的是，经历危机后，冲突双方也可能建立信任措施，这不能算作是友好国家进行联合的尝试。因此，该框架需要灵活应用，还可以进一步操作化，将该模型应用于更多案例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它。此外，在应用上，不必完全应用模型，如果是评估联合军事合作水平，可以使用纵轴（阶段），如果是为了解释联合的原因，则可以包括横轴（激励）。

词汇积累

alliance

  联盟  

alignment

联合

coalition

阵线

strategic partnership

战略伙伴关系

译者：范昊晖，国政学人编译员，成均馆大学政治外交学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中国周边外交问题。

校对 | 赵怡雯 石瑜茜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张奕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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